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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泡妞泡成逻辑学大师!

时间:2019-03-16 12:13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本文摘自陈伟著《笼子里的美国总统》(法律出版社,2017年5月版)第三篇第七章,原文标题为:“克林顿总统究竟犯了啥错误?”,推文标题为编者所加。此处注释从略。感谢作者陈伟先生授权推送。

  在“拉链门”案中,克林顿究竟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恐怕是这个世纪大案最令人困惑难解之处。长期以来,婚外偷情、有违道德、党派斗争的层层迷雾,笼罩和遮蔽了“拉链门”的“庐山真面目”,甚至专家学者一不留神都犯迷糊。

  众所周知,“拉链门”案不是权钱、权色交易型的腐败大案。克林顿虽然贵为总统,但是并未凭借手中大权,在官职、房产、金钱、经商等方面对情人予以特别关照。克林顿送给莱温斯基最贵重的礼物,仅是一本19世纪美国“色情诗人”惠特曼的诗集《草叶集》。克林顿总统的私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大家知道,克林顿总统做律师的时候,在小石城做律师的时候,有一点点偷税漏税的事件,结果被扭住不放。司法界扭住不放,新闻界扭住不放,那么点儿小事情,跟莱温斯基那种事情,在我们这儿不过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浪漫情怀而已(笑声、掌声)。他们独立检察官,好家伙,不惜动用联邦经费5,000万美元,花费5,000万美元,来追查这样的在我们这儿是小事儿的事儿。”

  信不信由你,从严格的法律角度看,贺卫方教授的调侃之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克林顿触犯刑律之处,恰恰不在于男女私情,风流韵事,而是在琼斯女士起诉性骚扰案以及联邦大陪审团调查期间,克林顿在法庭宣誓之后,矢口否认风流韵事,构成了“伪证罪”和“妨碍司法”的重大嫌疑。

  可能有人会说,你拉倒吧,什么“伪证罪”呀,不就是为了裤裆里那点儿小破事儿撒了个小谎吗,风流韵事,浪漫情怀,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什么是政治家?政治家就是“职业说谎者”,有本事神态自如,面不改色,把弥天大谎说得像肺腑之言一样,感人至深,令人信服。

  若论男女私情,从乔治•华盛顿到托马斯•杰斐逊,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约翰•肯尼迪,美国历史上的风流总统为数甚多,涉及婚外情、重婚、同性恋、私生子等五花八门的丑闻。力主弹劾克林顿的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亨利•海德(Henry Hyde)等高官同样曾有婚外情。

  其实,这些花心总统和风流议员还是有基本底线的。虽然私生活不检点,但是他们没有用公款养情人、“包二奶”,没有利用公权为情妇谋取官职或金钱利益,更没有因男女私情向联邦大陪审团撒谎。

  若论当众撒谎,当年苏联击落美军U─2型战略侦察机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电视中向美国人民信誓旦旦,愣说美国空军从未入侵过苏联领空。这个谎言撒得难以收场,艾帅最后不得不以身体欠佳、不知内情为由,向民众道歉了事。

  克林顿的致命错误在于,他在最不该撒谎的地方撒了谎。在美国政治和司法体制中,在庄重的法庭之上,证人手扶《圣经》,郑重宣誓:“说真话,全部真话,除了真话别无其它”(tell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之后,实话实说,有问必答,乃是美国司法程序的基本原则之一。

  在好莱坞的法律题材电影中,法官和律师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证人:“你在法庭宣誓之下!”这句警告之词决非戏言。无论证人地位多高,权势多大,一旦触犯这一基本法律原则,必遭刑律严惩。根据美国联邦成文法,伪证罪是联邦重罪,最高刑罚为5年有期徒刑。

  学者们研究美国宪政法治时,大多喜欢宏大叙事,高头讲章,热衷于哈耶克的自生秩序、罗尔斯的《正义论》、美国宪法的高级法原则、法治的基督教背景等宏大主题,高屋建瓴,高深莫测,高不可攀。

  可是,罕见法学专家独辟蹊径,既从宪政法治的大处着眼,又从“具体法治”的小处着手,深入研究美国司法程序中类似“撒谎判重罪”(严惩伪证)之类的细节。

  伪证罪这个看上去似乎丝毫不起眼儿的问题,其实恰恰是司法公正的奠基之石,宪政法治的中流砥柱,与司法公正、分权制衡、国会监督、陪审团审判等重治问题密切相关。

  资本主义不是蒸汽机和电报电话,不是基因工程和大规模集成电路,不是核电站和航天飞机。以其实质而言,资本主义是一套法律规则和制度架构,是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是敬畏上帝和新教伦理,是产权法规和契约执行,是现代企业制度和金融信用,是和新闻监督,是限权政府和司法独立。其中公正独立的司法机构和权力的制约与制衡,乃是法治赖以正常运作的核心和灵魂。

  从司法独立和公正审判的角度看,打官司靠什么?一句话,靠证据。法官最恨什么?一句话,最恨证人作伪证。此中道理很简单:一旦证人在法庭上随意撒谎,法官和陪审团真伪莫辨,真假难分,根本谈不上公正裁决。

  宪政法治的有效运作依赖于证人说实话。人类并不是纯洁美好的天使,撒谎在某种程度可能是人类的“第二天性”。对伪证罪严惩不贷,是确保证人说实话的最重要措施。

  正因如此,美国司法制度对严惩伪证极为重视。法院审理案情时,偷鸡摸狗有可能免罪开释,杀人越货有可能重罪轻判,可是,一旦涉及伪证罪或妨碍司法等触犯司法程序的重大问题,法官一向穷追猛打,严惩不贷,决不姑息。

  从分权与制衡政治体制的角度看,美国国会不但拥有立法权,而且拥有对行政部门的监督、调查和弹劾大权。国会进行调查和听证,一般由已有或临时特设的专门委员会主持,在听证会上撒谎的证人,将因伪证罪遭到刑事起诉。

  政府高官若以不实之辞糊弄总统,最多辞职丢官。可是宣誓之后,官员如果胆敢在国会调查听证会上撒一句谎,立马便有遭到刑事起诉或身陷囹圄之灾。

  正是在严惩伪证的重刑威慑之下,美国国会在某种程度上兼有“最高特别调查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制度功能,其强大的权威和威慑力,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美国总统,对维护三权分立与制衡体制起到了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作用。

  毫不含糊地说,“撒谎判重罪”(严惩伪证)不但是美国司法制度巍峨大厦的奠基之石,而且是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赖以正常运作的中流砥柱。

  如果听任“吹牛不上税,撒谎不是罪”的现象泛滥成灾,那么民主法治干脆免谈。

  纵观美国法治史,在震撼全球的大案要案之中,直接涉及“撒谎判重罪”(严惩伪证)的案例,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引人注目。

  1950年代初“希斯间谍案”,国会众议院举行听证会,直接介入司法调查,涉案嫌疑人助理国务卿希斯(Albert Hiss)的间谍罪虽未成立,最终却因“伪证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年轻的国会众议员尼克松由此暴得大名,被提名为1952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1970年代水门窃听案,国会听证调查期间,因畏惧“伪证罪”的刑事重罪后果,白宫高级幕僚别无选择,被迫如实招出了白宫秘密录音系统、“管子工”胡作非为等惊人内幕,最终导致尼克松丢失了总统宝座。

  1980年代“伊朗门”案,涉案当事人在非法军售和擅自挪用余款等方面的罪责未被追究,但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因德克斯特海军中将、特别助理诺思中校等人却因向国会隐瞒真相和“伪证罪”被起诉。

  1990年代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涉嫌杀妻案,涉案警官福尔曼回答辩方律师交叉盘问时,在与案情并无直接关联的“黑鬼”问题上撒了个小谎,结果因“伪证罪”遭到洛杉矶市检察官无情起诉,最后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狱外监管。

  2007年“特工门”案,美国副总统切尼办公室主任利比(Lewis Libby Jr.)向媒体故意泄露中情局女特工真实身份的罪名并不成立,但是因妨碍司法和作伪证被定罪,判处监禁30个月,罚款25万美元。

  专家学者可能提出质疑,你有没有搞错啊?列举的以上五大案例,皆为轰动全球的刑事大案。而1995年琼斯诉克林顿案是民事诉讼。克林顿总统在涉及男女私情的问题上撒了个小谎。这算得上什么刑事重罪?又扯得上什么民主法治的重大基本原则?

  信不信由你,在美国的司法体制中,谎言不在大小,案情不分刑民,官职不论高低,任何证人胆敢在法庭宣誓后作伪证,法官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即所谓“法庭之上,决无小事”。以琼斯案为例,此案涉及85万美元巨款的民事赔偿,如果听任证人随意撒谎,满嘴胡言,无异于听任歹徒入室抢劫,谋财害命。

  因此,即使在民事诉讼案中,即使证人仅因男女私情的“小破事儿”撒了个小谎,如果伪证罪被判成立,触犯刑律者仍然难逃刑事重罪惩罚,并非仅负民事责任。其中案例,以1991年“阿瑟诉巴塔利诺医生案”(Arthur v. Battalino,1991)最为有名,其案情与“拉链门”案颇有相似之处。

  艾德华•阿瑟(Edward Arthur)是一位越战老兵,久经战阵,身负重伤,伤愈多年之后,仍然残留严重的心理疾患,遂于1991年求治于地处爱达荷州的联邦医院。

  他的主治医生芳名芭芭拉•巴塔利诺(BarbaraBattalino),是一位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才华横溢的单身女士,拥有医学和法学双博士学位以及医生和律师执照。

  治疗期间,巴塔利诺医生堕入情网,色迷心窍,竟然在医院的诊室为阿瑟,此后两人多次发生性关系。私情露出蛛丝马迹后,阿瑟在联邦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巴塔利诺女士医德败坏,对患者进行“性骚扰”,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要求巨额民事赔偿。

  “法律专家”巴塔利诺初审获胜之后,反过来起诉联邦政府,要求补偿因“职务行为”引发的民事诉讼的法律费用。联邦大陪审团调查此案时,法庭宣誓之后,巴塔利诺医生矢口否认曾在医院诊室为阿瑟。她做梦都没想到,阿瑟竟然偷录了两人的谈线小时,其内容足以证明指控属实。巴塔利诺触犯了“伪证罪”。巴塔利诺医生案惊动了联邦司法部部长雷诺。联邦司法部立刻介入案情调查,大张旗鼓,兴师动众,以刑事重罪立案起诉女医生。

  1995年与联邦检察官做了“认罪交易”,避免了一场让纳税人破费巨大的法院审判,换取从宽处理。最后,女医生被判处6个月有期徒刑,缓期执行,狱外监管,罚款3,500美元,医生和律师执照被同时吊销。《纽约时报》记者彼得•贝克在《违犯:弹劾克林顿和审案内幕》一书中透露,

  1998年12月1日,国会众议院讨论弹劾动议期间,巴塔利诺作为控方证人来到国会山,神情严肃,现身说法,向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倾诉了自己当年的“不幸遭遇”,即在民事案中因男女私情作伪证,同样造成严峻的刑事重罪后果。

  真不愧是医学和法学双料博士,巴塔利诺女士反客为主,居然郑重其事地提醒告诫国会司法委员会的大腕议员:

  :“盖宪法者,全国人民权利之保证书也,决不可杂以优待一族一教一党一派人之作用。

  ”“西洋所谓法治国者,其最大精神,乃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绝无尊卑贵贱之殊。虽君主国亦以此为主宪之正轨,民主共和,益无论矣。”在辛普森涉嫌杀妻案中,辛普森被无罪开释,涉案警官却因伪证罪被判处

  3年有期徒刑。波斯纳法官指出:“美国总统是所有联邦警力的顶头上司,包括联邦调查局、特工警卫处、美国法警局、商务部烟、酒、管理局、联邦税务局刑事调查处、美国海关总署、边境巡逻队、缉毒总署以及各军兵种的宪兵。

  希拉里护夫心切,强词夺理,认为自己老公遭弹劾“比窦娥还冤”,其辩护论点为:“

  ,“叛国、贿赂或其他重罪和轻罪”均有可能导致总统遭到国会弹劾。如此任意删略,希拉里明显是断章取义,歪曲误导。相比之下,克林顿的法律素养出类拔萃,诡辩能力绝对世界超一流。他在掩盖自己泡妞丑闻时,一不留神对当代模态逻辑规则作出了历史性重大贡献。

  年,当代逻辑学大师、荷兰逻辑学家约翰•范本特姆(Johan van Benthem)在《模态逻辑手册》(Handbook of Modal Logic)一书中,将这种令人晕头转向、腾云驾雾的饶舌诡辩逻辑方法正式命名为“克林顿规则”(Clinton Rule),以表彰克林顿在模态逻辑规则和语言分析哲学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永垂青史,千古流芳。

  :《笼子里的美国总统》第三篇第七章,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5月版,注释从略。

  怎样才能弹劾美国总统?美国总统如何一步步登顶权力顶峰,又如何跌落神坛?美国历史上与总统弹劾有关的大案如何发生、演进、收场?

  揭密“水门案”“伊朗门案”“拉链门案”,在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暴中读懂美国宪政,从案件的细节和来龙去脉了解美国政治和法律的运行原则,解释美国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的优势和弊端,进而得出必须“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才能确保公共权力的良性运行这一结论。

  作者颇得史学大家黄仁宇先生“大历史观”之精髓,即所谓“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顾远不顾近。”全书从三个耳熟能详的宪法大案入手,以民主法治为视角,以历史人物为中心,以弹劾总统为主题,抉微勾沉,抽丝剥茧,精心挖掘最新解密史料,独辟蹊径,打通内外,展现了美国法治风云和外交舞台波澜壮阔、纵横捭阖、饶有趣味的历史场景。

  旅美学者陈伟撰写的水门案,介绍全面,引述详实,恐怕是中文学术世界对水门事件最好的总结了。虽然只是案例述评,不是学理分析,只是学术引进,不是思想创新。但是,在知识积累不足的中国法学界,学术引进需要掌握更多的域外学术资源以及历史和理论背景。因此,这类扎实的总结工作,实在较之许多空泛的所谓学术原创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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