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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大纲》与当代资本主义

时间:2019-03-18 15:38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今天的讨论主要围绕马克思的《大纲》以及我们今天如何理解《大纲》。在谨记马克思提出的劳动与资本的根本对立后,我们就能看到马克思为何能够在这样一种灾难性的境况中看见重新占有资本的可能性。我基本的想法是这样,原来马克思定义劳动和劳动必要时间的过程,应该有一个弹性的发展,而这里面真正创造新的价值的,实际上是西门子公司设计这一产品的非物质的创造性活动,而这一部分既离开了马克思原来的活劳动概念,也离开了马克思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1978年春季,他应阿尔都塞的邀请在巴黎高师举办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讲座,其书稿于1979年分别在法国和意大利出版,即《大纲课程: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Marx beyond Marx: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关键词:马克思/《大纲》/《机器论片断》/一般智力/非物质劳动/剩余价值

  作者简介:奈格里,法国文森大学;哈维,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普舒同,美国芝加哥大学;斯蒂格勒,法国国家视听研究所;张一兵,南京大学;许煜,德国吕纳堡大学。

  原发信息:《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20184期 第10-25页

  内容提要:在160年前写下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简称《大纲》)中,马克思极为深刻地对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中科学技术(“一般智力”)及其对象化的作用进行了讨论和思考。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以马克思的方法为指导,认真研究和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最新变化,如自动化生产、非物质劳动、一般智力和无产阶级等,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在2017年6月南京大学举办的《大纲》专题研讨会上,国外著名学者奈格里、哈维、普舒同、斯蒂格勒,中国学者张一兵、许煜等围绕《大纲》中的《机器论片断》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诸多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关 键 词:马克思/《大纲》/《机器论片断》/一般智力/非物质劳动/剩余价值

  160年前,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为指导,完成了自己第二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理论——最重要的思想实验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Manuskripte 1857/1858)(以下简称《大纲》)的写作。马克思这一手稿的写作时间为1857年7月至1858年10月,一共有四个手稿,分别写在八个笔记本上。第一个手稿是《巴师夏〈经济的和谐〉》手稿,第二个手稿为“导言”,第三个手稿是共计七个笔记本的文本,第四个手稿为《七个笔记本的索引》。苏联、东欧学者根据马克思一封书信的内容,将第三手稿的标题拟定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1857-1858年》(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1857/1858),在西方学术界关于这一文本的讨论中,人们通常简称其为“《大纲》(Grundrisse)”。正是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写下了著名的《机器论片断》,即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第六本笔记本第43页到第七本笔记本第5页的内容,相当于中译本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节①。

  2017年6月,由中国学者张一兵和法国学者斯蒂格勒共同倡议,在南京大学举办的《大纲》专题研讨会上,国外著名学者奈格里、哈维、普舒同、斯蒂格勒,中国学者张一兵、许煜等围绕《大纲》中的《机器论片断》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诸多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参加会议的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思想交流并发表了针锋相对的不同意见。在此,我们以实录的方式再现此次研讨会的精彩对话。

  今天的讨论主要围绕马克思的《大纲》以及我们今天如何理解《大纲》。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断》中描述道:“机器越来越发展成为一个自动的机器体系,是最完善的、最适当的机器体系,只有它才能使机器成为体系……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租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③我首先想说的是,我们应该在《大纲》中的《机器论片断》与法国哲学家西蒙栋的理论之间建立一个关联。西蒙栋在《论技术客体的存在》一书中,虽然没有直接引用马克思的理论,但实际上却在回应马克思提出的问题。对于西蒙栋来说,技术客体有着自身的进化过程,即由简单的“技术物”进化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根据机械论的规律,机器在进化过程中仿佛拥有了自己的灵魂。用西蒙栋的话说就是:“技术个体(individu technique)似乎变成人的对手和竞争者,因为当过去只存在简单工具的时候,人集中发挥了技术个性(individualité technique)的能力;但现在机器取代了人的地位,人则承担了技术的功能,沦为工具的持有者(porteur doutils)。”

  伴随着这一劳动分工的新趋势以及机器取代工人和工具的地位,这里实际发生的是知识和科学地位的变化。“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④脑力劳动即知识和智力的增加,大大削减了体力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比重。“生产过程已不再是这种意义上的劳动过程了……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是资本的必然趋势。”⑤脑力劳动即智力,通过固定资本的形式,服务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后者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程。”⑥

  正是在马克思这一判断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西蒙栋所说的,机器是重复性行为的结晶,机器成为“发挥功能的结构”。机器中蕴含的是人类的现实,是固定的人类行为;最终结晶为发挥功能的结构。因此,劳动对资本的服从,实际上发生在知识(savoir)的物化过程中,也就是劳动的活记忆的空间化和机器的对象化。这就是我所认同的法国哲学家欧鲁(Auroux)所提出的“语法化(gramatization)”和“分析的离散化(discretisation)”。这导致工人最终将被清除出劳动过程,让位于整合式的机器自动化。社会生产力依据物质化的固定资本发展自身,工人的存在也就变成了一种多余。这个“语法化”的现象,与机器的技术一同出现。机器的技术取代了工具的技术,它是对科学的应用,同时也导致劳动者丧失懂得“如何操作”的经验知识。这些活生生的经验知识,被一些形式化的和理论性的知识所取代,即机器的知识。生产的总过程,变成了科学的技术应用过程。因此资本赋予生产以科学的特征。

  懂得“如何操作”的知识。被自动化机器的物质化知识所取代;而理论知识本身也变成了一种“技术”。也就是说,理论知识丧失了它的理论维度,变成了一种无产阶级化的假知识,即阿多诺说的理性的体系化愚蠢。这就导致了马克思后来提到的利润率下降趋势,也是马克思所认为的资本终将走向灭亡的结局。总的来说,存在这样一个矛盾:劳动是资本增殖的唯一来源,但劳动越来越被压缩为固定资本,这导致了《资本论》中所说的利润率下降趋势。

  一般智力,出自于人类经验的空间化结晶过程。当工业生产中机器取代了工具,就同时发生了我所说的“第三持存”。“第三持存”是一种建构和延续记忆的技术。从18世纪开始,机器体系所代表的新记忆技术继承并发展了过去以书面文字为载体的记忆技术,成了逻辑分析能力即“逻各斯”数码化的基础,也就构成今天的“身体(soma)”。在机器体系的记忆技术下,我们看到了身体的语法化过程。在今天大数据和整合自动化的时代,通过照片、电话、电影等机器体系,我们的感知被数码化,如马克思所说,“机器体系的这种道路是分解——通过分工来实现,这种分工把工人的操作逐渐变成机械的操作,而达到一定地步,机器就会代替工人。”⑦而无论生产采取何种社会形式,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总是作为参与其中的要素而存在。但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只要还是分离开来的,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就还是潜在的。对于任何一种生产来说,都需要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联合起来。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间特殊的、具体的联合方式,就区分出了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

  今天我们进入到无产阶级化的最新阶段,特别是科学本身的无产阶级化。本月底,我们将与科学家们在巴黎举办一个研讨会,讨论科学本身的无产阶级化问题。现在我们需要发展一种知识论,讨论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关系,这是今天我们要对抗资本主义的关键,在知识论层面上发起斗争。因为随着科学工具越来越成为机器体系,科学家也就越来越偏向于技术操作,而非科学思维——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探寻公理、综合判断的来源,就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分析判断。要知道,公理和综合判断才是决定分析判断的关键。这是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之间的对抗,“认知资本主义”揭示的就是以上这些内容在现阶段的具体表现。

  认知主义,它的意识形态极端化就表现为美国加利福尼亚的“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e)”。认知主义是建立在奈格里围绕“认知资本主义”所揭示的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基础上。奈格里发展了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来理解当下的认知资本主义。认知资本主义。特别是从1993年万维网建立以来,出现了两种重要的矛盾趋势:一种是认知资本主义产生了价值的新生产方式,价值生产的内容也是全新的;另一种则完全相反,认知资本主义造成了所有领域的无产阶级化,遍及计划、生产和消费等所有领域。这两种矛盾趋势就造成了固定资本、一般智力和活劳动这三个构成要素之间,以非常特殊的方式结合起来。

  当下的政治经济学斗争,不只是分配方式的斗争,而是生产方式的斗争。普舒同在为《大纲》诞生150周年所写的文章中便讲到,马克思一直坚持不仅要考虑分配方式问题,更要改变生产方式本身。那么,当我们谈到生产方式时,就不得不考虑认知资本主义中同时存在的两种对立运动。一方面就是在所有领域中“贡献型实践(pratiques contributives)”,也就是1983年以来因特网中免费软件的出现。这打碎了导致无产阶级化的根源——即工业结构对计划、生产、消费的规划所导致的对立。这种对生产关系的颠覆实际上是一种去无产阶级化。

  另一方面,同时发生的相反运动是“极端的和普遍的无产阶级化”。它将所有的活动都归结为一种可处理的算法,比如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等。这就将前面所说的贡献型实践颠倒过来,造成了完全相反的结果。这可以回到马克思未发表的《资本论》第六章中,我们可以将马克思在那里使用的工人替换为贡献者来理解当下的现实。不再是工人在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在使用工人。不再是活劳动,作为客观的器官在物质劳动中实现自身;而是物质劳动在吸纳活劳动的基础上保存和不断增长。

  大卫·哈维提出了“反价值”概念,强调我们今天在重新理解社会批判理论时,必须要回到认识论层面,也就是必须考虑技术的问题。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后来的尼采所没有看到的内容。我在巴黎北部的圣多菲发起了一个项目,尝试一种去无产阶级化的经济,一种负熵性的经济。时间关系,在这里不能展开。

  我们一上来就直接切入话题,谈了这个很难的问题,但我想我还是可以自如应对的。我有着十多年的切实的、生动的、第一线的政治斗争经验。

  我还是从《大纲》开始说起,也想从这样一个路径来和斯蒂格勒先生的论述汇合起来。我想强调,《大纲》里面不仅仅为西蒙栋先生所论述的部分,就像各位专家所知,《大纲》最重要的贡献是发现了剩余价值,正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的发现颠覆了传统的价值论。

  在大家备感兴趣的《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下的第一个判断是,随着资本主义历史的展开,剩余劳动概念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不仅需要剩余劳动的增加,而且也终结于真实劳动的完成。我们经历了榨取剩余价值方式的变化。剩余价值的榨取,以前是来自于增加每日的劳动时间和压缩成本,现在是表面上缩减了工人的劳动时间,但实际上在提高工人待遇的同时,其目的还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方式改变,主旨没有改变。

  过去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总是从无产阶级的自由解放视角来看的。但如今,正如马克思在《大纲》中描述的那样,财富的来源越来越不依赖于工人的劳动时间及其数量,而是越来越取决于参与劳动过程的各种力量,例如,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直接参与的劳动,已经被科学和技术的具体应用与运作状态所取代。因此,以工人的直接劳动为生产核心要素的时代已经完结,以劳动时间来衡量剩余价值的价值规律的时代也已经完结了。

  但是,资本主义仍然是一个矛盾的过程。这一矛盾体现在,一方面,以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剩余价值显然受到了冲击;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仍然将劳动的价值规律延续了下来。资本不仅投入了各种力量,比如自然力量、科学技术力量等,同时也涉及各种社会关系的投入。一方面,创造财富的活动发生了现实变化,越来越不利于传统的劳动时间衡量模式;另一方面,在资本增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力量,就潜藏在保存价值所必要的前提条件中。那么,社会力量不仅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生产的前提条件,而且也是超越资本主义现阶段、蕴含革命可能性的地方。

  我想在下面的论述中结合斯蒂格勒所提到的无产阶级的普遍化来论述。斯蒂格勒先生提到的无产阶级化,当然提醒了我们科学和技术在现代资本主义中越来越多的应用。但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要关注政治,即科学技术在什么具体的政治条件下被投入和纳人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大纲》里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有一点,那就是我们必须时刻不忘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对立关系,那就是劳动与资本的根本对立、工人与资本家的根本对立。这种根本的对立一直都存在于各个阶段,内在于资本主义自身非理性发展的现实中。

  在谨记马克思提出的劳动与资本的根本对立后,我们就能看到马克思为何能够在这样一种灾难性的境况中看见重新占有资本的可能性。因为工人能够在被资本剥削的过程中,越来越挖掘追求自由解放和享有属人的能力。在这一矛盾的对立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摧毁资本的力量。我提议把话筒交给普舒同先生这位非常了解《大纲》的同仁。我认为,我们必须开始从政治条件出发来考量这一系列问题。

  我有个亟须回应的问题,但却不得不在语言上经过两个步骤的中介。因此我抱歉在语言上设置障碍,或许我并没有完全把握奈格里所提出问题的诸多细节。

  我同意最终目标,但却不认同路径。在我看来,马克思所提供的路径方向似乎一直被避而不谈,那就是价值与物质财富之间的区别。在《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提出“真实财富”问题,他将真实财富与价值相区别。我认为,正如奈格里所言,马克思正是在写作《大纲》时,才开始真正形成剩余价值思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让我们关注到,被建构的不是价值的剩余,而是一种剩余的价值。这是一种依赖于直接人类劳动时间的财富形式的剩余。我认为,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抱歉我可能听起来可能有些咬文嚼字,带着学究气。在马克思写下这一手稿后,“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将其作为一部手稿的样态处理是非常正确的,但“德文版马恩全集(MEW)”的正确之处在于,马克思写下了一个提纲,是关于这一手稿的一个非常详细的提纲,他给出每一部分的标题,英文译本实际上使用了这些标题。这一部分并不叫《机器论片断》,我不知道这一标题从何而来。这一部分的标题是《资产阶级生产基础(价值作为尺度)与其发展之间的矛盾》⑩,这一标题上的差别是十分重要的。这里的关键是矛盾观念。而矛盾指的并不是机器生产更多的价值,而是机器生产导致价值日益无时序性(anachronistic)。按照马克思在这一部分的论述,资本的矛盾在于,一方面,资本的发展导致以人类劳动的直接消耗为基础的生产变得无时序性,另一方面,资本又以人类劳动的消耗作为其生死的条件。那么,就存在着一个日益增长的间隔,而不存在转化——一个朝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动转化;相反,人类劳动的内容变得日益空洞,而资本却成为社会知识的仓库。

  我认为,马克思思考的问题在于,对这一以异化形式被人们建构起的社会知识的再次占有。因此我同意,在某种意义上,目标是劳动的解放,但却不是在价值生产劳动解放的意义上,而是对劳动为何进行根本性的重新定义。因此,个体的劳动才真正成为社会财富的表达,而不是对社会财富的狭隘预设。在写下这一部分后,马克思仅在几页后便又从头开始,我不认为这是无意义的。他努力写作整个《大纲》,然后在手稿的最后几页他写道“让我们重新开始吧”,他继而以商品的二重性作为开头,开始讨论使用价值与价值。我认为,正是这一部分紧接着开始的二重属性,被错误地称为《机器论片断》。除了这一点外,我同意绝大部分目标,但对我来说,目标不再是无产阶级劳动的解放,而是劳动从无产阶级劳动中获得解放。我认为,这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对当代任何有关社会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的构想都至关重要。让我们去思考那些令人满足而非空洞的人类劳动的可能性。

  对你们所有人的论述,我表示非常赞赏,但我还想要更深入地讨论一下。我想说的是,我查阅了有关认知资本主义的所有文献,但我并没有被说服。我并不是说它是错的,而是说我并没有被说服。我没被说服的原因有很多,但我可能没有时间深入分析这些原因。

  固定资本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马克思花了很多时间钻研这一范畴。他认识到固定资本的循环方式与他的劳动价值论相统一的可能性,他进而分析了固定资本采取的各种不同形式。但我想要回到《大纲》,回到有关一般智力的这一部分中。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只要工人的活动不是[资本的]需要所要求的,工人便表现为(英译本为appear,中译本为“成为”)多余的了。”(12)首先,在教《资本论》的课上,我常提到《资本论》的第一句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13)当马克思使用“表现为”一词时,你就要非常小心了,因为“表现为”并不等于“是”。所以,如果你将这句话读成了“工人是多余的”,而不是“表现为多余的”,那么便会产生一种误解。

  第二点是,我认为这一讨论评价的是马克思对矛盾的有力说明。他在前文这样说道:

  因此,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后者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程。(14)

  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合的形式,而固定资本——就资本对自身的关系来看——则表现为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另一方面,就固定资本被束缚在自己一定的使用价值的存在中这一点来看,它是不符合资本的概念的,因为作为价值来说,资本采取任何特定的使用价值形式都是无所谓的,它可以把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形式作为自己一视同仁的化身来加以采用或者抛弃。从这方面来看,从资本对外部的关系来看,流动资本同固定资本相比表现为资本的适当形式。(15)

  马克思此处要做的是揭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的矛盾,他明确提出,如果我们深入考察这一问题的总体性,那么真正重要的是流动资本。资本要么征用机器,要么废除机器,只能二者取一。那么固定价值便具有这样一种独特的构造。

  在我的《资本的限度》一书中,有很长一章是关注固定资本的,讨论固定资本如何流动,以及马克思有关固定资本表现形式的各种区分。例如,他区分了生产中的固定资本与消费中的固定资本,如房屋、汽车、冰箱、微波炉等。我发现这是十分有趣的。因为当你看一下家务中使用的技术,比如你走进纽约的任何一间公寓里,里面都装满了技术小物件,你会认为所有这些技术都是为了节省劳动,你会期待所有的家务劳动都将成为多余,人们因此将拥有大量的空闲时间。但实际上,如果你看看实际发生的情况便会发现,这些在厨房和家中其他地方使用的固定资本装备,人们在管理它们上花去的时间如此之多,以致并没有人因此而享受任何自由时间。

  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技术是如何在社会再生产领域这一特定的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讨论机器一章的开篇便说,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无法理解这些应当减轻劳动负担的技术最终却使劳动愈加繁重与艰难的原因。他正确地说道,穆勒没能理解的是技术的目的,技术的使用价值是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而不是用来减轻劳动负担的。因此,对我来说,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技术是如何参与到剩余价值的生产之中去的,它在其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有很多有趣的讨论。他区分了生产当中的机器技术固定资本与建筑环境中的固定资本。在建筑环境中,既有被生产者使用的固定资本,也有被消费者使用的固定资本。实际上,你可以区分出在生产活动中使用的固定资本与在消费活动中使用的固定资本。还可以区分出可移动的固定资本,例如一架可以四处飞行的飞机,与不可移动的固定资本,例如不能随意移动的飞机场。

  然后,马克思开始讨论价值如何通过建筑环境的生产进行流动,并探讨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你建一座飞机场,飞机会来这里,但你紧接着就会失去价值,因为贬值。因此围绕固定资本价值流动的现实,便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这里存在着直线贬值的问题,如果一个物件价值1000美金,在之后的十年期间,每年都会有10美金转移到产品中去。但之后,这个物件将可能需要完全不同的置换开销。那么,固定资本便依赖于置换开销,而有时,置换开销会很低,固定资本便遭遇贬值。马克思接着说,如果情况如此,那么固定资本便有足够理由每天24小时不停运转,我们因此进入轮班体系,因为你需要尽快赎回固定资本的价值。如果要避免马克思所说的道德贬值,那么人们就要发明一种更便宜、更好用或耐用的新机器。但是,甚至这样做也不管用,因为你总是不得不在完全赎回并实现价值之前淘汰固定资本,总是存在固定资本的流动问题。

  实际上,你能采取的第三个方式是,将固定资本视为某种联合产品的形式。那么,在每一年的年底,你不只生产了汽车,还生产了能够在市场上以二手商品出售的固定资本,而实际上,很多固定资本并不是由生产者购买的,它可以被租赁,例如印刷机、卡车等。你租用它们,在每一年的年底,你可以决定是否续约,是否需要升级租用更好的设备。

  但在传统的固定资本置换过程中,人们必须通过存钱的方式来实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便指出,如果一个资本家想要通过存钱的方式来置换固定资本,比如说10年中需要存下1000美金,那么被存下来的钱实际上是死资本,贬值资本,也就是流失的资本。能够重新激活这一资本的唯一方式,是将固定资本与生息资本、金融资本的流动相关联。换句话说,你无法想象存在着这样一个社会,每个人都为了置换固定资本而存钱,因为最终将会有很多钱积攒在手里,而没有多少钱用于流通。这样,想要释放这一积攒的资本,就必须与金融资本相联系,利息便在其中发挥作用。因此,所有这些要素都在固定资本之中。但如果你考虑复合产品的要素,实际上考虑的便是市场条件。固定资本的价值便由其在市场上的使用决定,这反过来又是一个错误的方向。这就构成了固定资本流动的又一个两难矛盾。

  因此,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被充分考虑。我也觉得有些奇怪,据我所知,在马克思所有著作中,这是他唯一使用“一般智力”这一用语的地方。据我所知,他只用了一次。然后他似乎就说,我打算牢牢依靠在这一个术语的一次使用上。实际上,我发现从这一术语衍生开去的研究很有意思。我很喜欢阅读这些文献。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说我并不反对这一观点,但我并没有被说服。我最终没有被说服的原因是,如果马克思确实是在引入这一术语,那么资本家为了保存自身所应当去做的,便是转向流动资本。

  如果你问,在世界市场上劳动线年以来,雇佣劳动力增加了10亿人。1980年有20亿雇佣劳动人口,现在有30亿。雇佣劳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增长。那么现在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这些新劳动力中有多少是生产价值的?有多少是社会必要的,却又是不生产价值的?又有多少是社会不必要或多余的?坦白说,我们不一定知道。但我认为,说这些劳动都是多余的,还为时过早。举一个例子,物流业是当前高度自动化的一个行业,但同时,物流业雇佣的人数却在不断增加,并呈现进一步增加的趋势。这一劳动是生产价值的,因为它属于运输系统,而马克思明确将运输系统认定为生产价值的。我们看到卡车司机在全纽约派送包裹,你会说,这是一个近年来新兴的庞大劳动力。因此,奈格里所描述的这些过程确实产生了让人着迷的巨大影响,但在这些变化上演的同时,它们并没有替代开卡车的劳动。纽约市的快递工人们是一个庞大的劳动力,并且我们可以继续发现很多这样的部门被新型经济所殖民,同时得到快速增长。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所居住的街区从没有人出去到饭店吃饭,我们只会在家里吃饭,只有在非常特殊的场合,我们才有可能到外面吃。现在,看看纽约的街区,所有人都无时无刻地在外面吃。在这样的情况下,饭店中一顿饭的生产实际上就是生产价值的。我可以如此继续讨论下去。要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部门,整个纽约市到处都是饭店。在餐饮与物流部门,进行着巨量的价值生产,并且仍在快速增长。因此,我并不相信现在的发展趋势将导致一切劳动变为多余。事实上并非如此,一些部门整体仍在增长,充满了流动资本。

  在我看来,对于马克思这里提出的这一可能性,资本家在进行调整,转向其他一些方向,而不是带有目的论色彩的论证所指向的方向。根据这一目的论式的解读,我们将会转向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即认知资本主义,截然不同于我们过去的生产方式。我们在此讨论的很多问题都很重要,我认为这是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我很高兴看到这些研究的出现,但我却还是没有被说服。

  在作为《资本论》最初草稿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极为深刻地对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中科学技术(“一般智力”)及其对象化的作用进行了讨论和思考。但他不可能预见到今天数字化资本主义现实中发生的一切新情况新问题。这不能算是马克思的过失。在当代西方左翼学术界,马克思写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所谓《机器论片断》受到格外追捧,通常的关注都是将其解读为“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并与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非物质劳动”问题连接起来思考。这里“general intellect”不能翻译成“普遍智力”,与一般劳动和生产一般一样,这个“general intellect”也是历史发展产物,它不是指普遍存在的东西。

  我想就《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手稿的主体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大纲》——表达我的三点想法。首先,我在基本立场和方式上还是比较赞同普舒同和哈维的做法,还是要对马克思的《大纲》尤其是所谓的《机器论片断》有个比较准确的理解。而且,更重要的一个部分,我有一个观点是跟哈维接近的,就是说在我们理解《大纲》的这一片段过程中,可能不能简单地夸大这一段文本的意义,把它变成解决今天经济过程当中唯一的一个支撑点。因为按照我的一个基本判断,这个部分,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对象化过程,他并没有把科学看成是资本之下的一种生产方式可能容纳的活动,他是把科学技术和艺术等其他方面一并表达为人的创造性活动,属于未来世界。所以,我的第一个观点是,以马克思的名义讨论《大纲》,所以最基本的东西还是要基于马克思的基本语境。

  但我还有第二个观点。我在前天的发言中已经讲过,哈维的《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不仅是在马克思的意义上解读《资本论》及其手稿,实际上是在描述一个非常复杂的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描述了今天全球化过程中一些新的矛盾。这个部分的很多观点我都是同意的。但是,不管是奈格里还是斯蒂格勒,他们提出的一些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新问题我认为是值得关注的。不管是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的四种形式、机器的操作、情感性劳动,还是斯蒂格勒数码化的远程登录的这种新的劳作方式,都代表了资本对劳动的一个新的吸纳方式,我个人认为同样是值得关注的。虽然它不一定像哈维刚刚举的例子(在第三点中我会举一个哈维讲的例子)。我觉得应该用马克思《大纲》当中相关的一些重要的方法论,来面对数字化资本主义,包括金融全球化过程中的新问题。所以,这二者在根基上我个人认为不是完全矛盾的。

  我的第三个观点,我和今天的四位外国学者都分别有过交流,我即将出版的有关斯蒂格勒的新书(16)实际上会非常完整地表达我对《技术与时间》的一个看法,包括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在这里我都不详细讲了。我在这里想重申一下我在第一天发言里的观点。我还是用哈维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比如我们家庭放的小家电,比如说我们今天使用的西门子冰箱。刚刚哈维还举了其他例子,例如一辆汽车可以作为一种固定资本投入;而奈格里则很特别地把人的身体作为固定资本的方式;在斯蒂格勒那里,提出在所谓的第三持存当中,越来越多的固定资本采取了数码化的方式,他所列举的是大量数字化产品的生产。我以刚刚哈维所讲的冰箱为例。这里面按照我们今天的看法,实际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西门子在德国的公司所设计这一产品的所有非物质的,不是操作具体物质对象的设计理念;第二个部分,这个小家电本身在东南亚以及中国沿海地区物质形式实践的生产过程。这两个过程在过去马克思那里并不是完全分离的,马克思看到了一个趋势,工艺性的技术在不断地被抽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部分,也就是在《大纲》里被提出来的作为“一般智力”的科学知识形式。我认为这是最需要去探讨的问题,哈维刚刚也提出了这一问题。这里面仍然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马克思在《大纲》及《资本论》当中已经观察到的生产性劳动的活劳动,这个部分被分离出来,在东南亚地区通过廉价劳动力的劳动得以实现,这个部分永远不会被替代,我完全同意哈维的看法。

  但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在这个小家电里面,剩余价值的价值形成来源究竟是什么?我倾向于重新去思考马克思关于生产性劳动、活劳动,以及创造性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我基本的想法是这样,原来马克思定义劳动和劳动必要时间的过程,应该有一个弹性的发展,而这里面真正创造新的价值的,实际上是西门子公司设计这一产品的非物质的创造性活动,而这一部分既离开了马克思原来的活劳动概念,也离开了马克思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形成了新的可被盘剥的劳动剩余价值。在我看来,在今天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真正的原创性生产构序的确已经从物性的劳作塑形转为计算机虚拟平台上的原代码编程与创造性设计,但这种科学技术中的原创力也同样必须对象化为客观生产过程(如数控机床和流水线)和终端产品(如电脑、智能手机和其他智能设备)。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是绝对矛盾的,而是哈维所坚持的《大纲》里马克思非常复杂的一个经济构架,包括在金融发展过程当中,整个全球化资本对劳动的远程遥控和吸纳,以及刚才我所讲的在一个小家电当中实际上传统与当下新的劳动形式之间发生的一个变化。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需要在形式上和现实变化中,重新理解固定资本概念。在《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指出了如下矛盾的存在:资本主义在固定资本即机器中的投入,将首先减少必要劳动并导致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增加。在这一片段的结尾,马克思为我们留下一个核心问题,即从剩余劳动到自由时间的扬弃可能性。马克思这一辩证法思想的关键在于对机器地位的理解,即马克思说的:“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18)

  这一问题在很多思想家那里得到进一步探讨,最著名的是意大利“工人自治(Operaismo Workerism)”运动的理论家们。在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维尔诺的思想。他将对马克思的解读与法国哲学家西蒙栋的思想结合起来,以此为基础提出“诸众理论(Theory of Multitude)”。通过解读马克思,维尔诺发现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从“形式从属(Formal Subsumption)”到“真实从属(Real Subsumption)”的变化。在这一变化中,认知能力,例如语言、自我反思等,变成剥削的直接对象,“马克思用‘一般智力’这一术语,指出在现阶段,某些现实(例如一枚硬币)已经不再具有价值与思想的合理性,而是我们的思想本身直接获得了物质事实的价值”(19)。这也被称为“非物质劳动理论”。在认知资本主义中,维尔诺继续将一般智力视为被剥削的劳动,同时也视为革命的主体。

  在西蒙栋超个体性理论以及心理与集体个体化概念的基础上,维尔诺建立起自己的抵抗理论,即由马克思称为社会的个体构成的超个体关系的集体个体化。我们可以将维尔诺的思想简单描绘如下:(1)维尔诺沿用活劳动与死劳动(即作为知识结晶的机器)的传统对立模型,同时,在认知资本主义中,维尔诺认识到重新定义一般智力的必要性;(2)他因此批判“马克思将一般智力(或作为首要生产力的知识)等同于固定资本,因此忽视了一般智力同时将自身体现为活劳动的相反情况”;(3)通过将活劳动与死劳动相对立,维尔诺将那些不能被死劳动彻底穷尽和剥削的部分与西蒙栋所说的前个体之物相等同,其他一些学者,如“阿斯颇尔(Bernard Asper)”和“卡布斯(Murier Combes)”将其称为“大同(the common)”。

  简而言之,我想要说明的是,维尔诺对西蒙栋存在误解,导致其革命主体的理论与策略出现问题,因为西蒙栋所说的“超个体关系”,是由技术对象根据事先界定的运作和组织模式来实现的。技术客体在根本上参与了心理与集体的个体化;因此,他赋予个体性以优先地位,却忽视了机器在诸众建构中的地位。由于忽视了机器的地位,他没有认识到一个事实,对认知能力的剥削只有在认知活动变为可量化和可物质化的情况下才成为可能,例如数据,能够根据资本主义的各种算法加以组织。我认为,非常必要重新考虑机器在革命主体建构中的地位,以超越对认知资本主义的人本主义批判。

  我想就讨论进行一个总结。第一部分的讨论非常有意思。我想要回到刚刚向奈格里提出的问题: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今天政治斗争的冲突到底在哪里?在回答问题之前,我想要简短地回到自动化与进步的关系问题。我们都不是在说——奈格里没有这样说,我自己也没有——工作在消失,而是说工作在转变其形式。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同时也是新自由主义和“自由极权主义(Libtarianism)”面临的问题。这是个困难的话题,但也是有必要讨论的话题。这也是我认为普舒同解读《大纲》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我为何想要以奈格里和普舒同之间的争论作为这场讨论的开场。

  考虑到我自己在方法论上的立场,回应张一兵教授提到的问题——方法论问题。我们应当从19世纪的哲学及其方法论,转移到一种我还不能立刻给出,而是在知识发生巨大转型的背景下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生产出来的全新的哲学方法论。这里的问题还在于劳动与工作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从工作到劳动,从劳动到工作,并没有将二者关系作为一个问题加以区分。我认为,是时候来区分定义这两个概念,尤其是二者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当你说一个工程师具备机器和技术知识时,我不确定这是否正确。我相信他具有某种技能。在法国,我曾在技术大学里接受工程师培养。现在,传授知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管理者想要我们提供技能,知识与技能根本就不是同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的政治条件是什么?奈格里讨论重新占有,不只是对包括工具和机器的固定资本的重新占有,而是对知识本身作为科学的重新占有。我相信这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新的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是我两年前出版《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原因。在这样的一种批判中,问题在于宣扬一种“知识的经济”而不是“技术的经济”。因为今天,问题在于如何生产财富,不必还原为可计算的价值。这是熵的关键问题,这也是工作的问题。工作总是在生产一种知识,劳动却并不生产知识。这里的问题是知识在工作中的状况,也是生产模式组织化的问题,在生产手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为生产一种新的价值,不只是使用价值,也不只是交换价值,而是知识的价值。当我说“知识”,不只是说学院知识和科学知识,而是如何生活和如何使用的知识,解构无产阶级化的知识。这也是对维诺拉有关斯宾诺莎和愉悦问题的回应。今天我们正在面对生产一种新的价值的问题,但我们仍然不能够生产出一种新的经济,以一种理性方式增殖。

  我认为,我们有必要重新结合马克思、海德格尔、尼采、怀特海和康吉莱姆的思想。我们应该以一种新的批判路径,继续意大利思想家开启的生命政治工作。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些问题。例如,如果今天我们重读福柯的导师康吉莱姆,当然,康吉莱姆是马克思的阅读者,我们在康吉莱姆的分析中能够看到一些维度,在福柯那里被进一步诠释,即知识的问题。有关这一知识的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对康吉莱姆来说,在生命中具有一种功能,我认为我们有必要重新提出这一问题,而不是以认知主义而放弃这一问题,将其视为庸俗的功能主义,功能主义并不一定是庸俗的,在马克思那里,也同样存在一种特殊的功能主义。

  (1)听众一:我首先想回应一下哈维和普舒同的批判,即《大纲》中的《机器论片断》和“一般智力”概念被奈格里等意大利思想家过度强调和诠释。是的,马克思只提到过一次“一般智力”,这一概念被意大利的“自治运动”所发展,而这一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它允许我们在变化的劳动生产过程形式中寻求新的劳动主体性。这里,关键是去关注“一般智力”这一概念被“自治运动”重新发明,而不仅仅是马克思思想理论框架内的科学补充。在这一意义上而言,它是一个政治范畴,被运用到政治运动中。我们不应当把这一重新发明的概念再次强加到马克思主义传统既有的理论框架之中。“一般智力”是以政治为目的发展而来的,旨在帮助建构新的主体性。“一般智力”的重新发明,允许我们思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劳动过程、劳动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的全面转变。因此,面对“一般智力”概念,我们可以有两种态度:要么,我们可以将其视为马克思的重要观点;要么,我们可以允许它被重新发明为某种新的东西。德勒兹的斯宾诺莎问题:身体能做什么?——这正是我们面对当下资本主义发展需要回应的问题。奈格里谈到工作的愉悦,劳动享乐和自由占有的潜能,能请您就这一观点进一步阐释吗?

  (2)听众二:我想对斯蒂格勒提问,关于劳动与无产阶级。您提出“普遍的无产阶级化”。在马克思的经典定义中,无产阶级指的是劳动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分离。我想问的是,在今天的大数据时代,劳动实际上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即知识,那么您对无产阶级是如何定义的,是不是已经反对并抛弃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经典定义?

  (3)听众三:我的问题提给许煜和斯蒂格勒。我前一段时间参加了一个传播学的会议,会上学者们谈到自文艺复兴以来,从印刷术兴起以来,媒介如何一步步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人类文明的努力最后可能会遭遇天谴(nemesis),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过程,西方文明的推进,并不是通过暴力的方式。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与康德的认识论革命所建立起的现代理性和知性的认识范式二者之间是相契合的,所以才能够最终获得这样一种支配性的格局。我知道您二位非常重视认识论,所以我想问的是,如果想要打破这样一个压迫格局,我们是不是要像康德那时一样,发起一场认识论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那些经验主义的学者觉得我这样思考问题就像一个形而上学家,我就用德勒兹的话回答他们:“是的,我就是一个形而上学家。”

  (4)听众四:在马克思那里,一个核心问题是死劳动即资本对活劳动的统治,在马克思那里,死与活有个形态学的概念:机器、工厂、设备都是死的东西,活的劳动就是活生生的人。但是今天,奈格里讲的“一般智力”和“非物质劳动”的生产,资本家投入的固定资本也包括人本身,教育、大脑、知识等等,所以死劳动与活劳动这一对概念不再对应于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或者说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我的问题提给奈格里,在马克思那里,一个是剥削问题,一个是支配问题:死劳动对活劳动一方面是资本对劳动榨取剩余价值,这是个剥削问题,另一方面则是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一种代表,或者说死劳动资本的所有者,对劳动者的支配。奈格里的观点是,即使剥削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仍然可以在支配问题上获得一种突破,也就是他讲的我们可以通过快乐,通过劳动过程中的一种快乐,一种新的支配,重新占有固定资本。那么我的问题就是,请奈格里教授解释一下,在《机器论片断》的“一般智力”问题上,建立在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的剥削问题与建立在死劳动对活劳动支配的支配问题二者之间,是相互独立的问题,还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

  (5)听众五:我有一个问题问普舒同教授。奈格里教授对《大纲》中的一句话进行了重新阐释,固定资本既是机器也是人,可能我们平时都忽略了这句话,因为他从劳动的新形式,以智力劳动与协作重新阐释了这句话,所以这是他对固定资本一个比较新的提法。我想问普舒同教授,您是如何看待这一新的阐释?我还有个问题,想问奈格里教授,您既然重新阐释了固定资本这一概念,固定资本既是机器也是人,那么您怎么看待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需要重新阐释吗?因为资本的有机构成理论在您的框架里好像更适合于大工业生产,但在新的劳动形式框架下,是否需要重新阐释?

  (1)普舒同:我还没那么轻易抛弃马克思。没错,他只用了一次“一般智力”这一用词。在我看来,意大利人们可能确实物化了(reified)这一术语。如果你去读这一部分,一般智力这一术语,不过在表达他一再重复的一个观点,即存在着超出价值界限的总体社会财富生产能力。我想要重申这一问题,因为似乎在我们的部分讨论当中,价值还是在被等同于财富。如果这几页内容是要说明什么问题的话,无非是:价值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财富形式,但却不是人类财富的必要形式。相反,资本主义在不断征用价值,同时却不得不指向价值之外。我认为这几页内容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使我们不再仅仅局限于《宣言》中所描绘的社会主义图景。《宣言》假设了无产阶级数量上的增加,资产阶级数量的减少,最终无产阶级将占有一切。学者们对《资本论》的传统阅读往往试图证明,马克思最终在《资本论》中说明了占有是如何发生的。但我认为,这恰恰表明,我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马克思。而这不仅仅适用于这一部分。《资本论》第一卷的逻辑,是以积累结束的,积累的独特趋势是不变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愈加增长的重要性。这是一个独特的长期趋势,存在着一些上上下下的波动,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线性的发展。马克思之所以会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讨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我认为原因之一是为了说明,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间的区别并不对经验显现。经验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最后,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利润帮助解释为何资本家运用的政策将在长期的发展中颠覆价值,尽管资本依赖于价值。

  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应当以不同的眼光来阅读。这并不意味着将其看成一个线性的过程,尽管我可能要为哈维刚刚给出的例子添加一些线性解释。如果那些人真的在未来五年发展出无人驾驶汽车,他们将得以应用的第一个领域一定是卡车驾驶。三四百万的卡车司机们将面临失业。这才是他们将会进军的领域,他们才不会把无人驾驶车给我,让我能够坐在我的大众牌小车里上下班,它一定是替代那些卡车司机。对我来说,这似乎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了资本内部的张力。我不认为这样做就是否定认知资本主义的思想,它反而打开了张力所蕴含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内在于帮助我们超越的形式之中。因而,我想强调马克思对形式的分析,具有历史特定性的价值形式、社会形式。

  (2)奈格里:对于这一将《资本论》还原为资本主义矛盾逻辑的描述性解读过于科学主义化了,我选择完全不同的路径。我们一定不能忘记,《资本论》也是作为革命武器来写作的,作为宣传革命的途径。我们必须抵制一种诱惑,即越来越占主流的将马克思思想过度科学化的企图,以致忘记这本书在政治中扮演的根本性角色。《资本论》具有政治的维度,这同时也是马克思整个思想工程的目的。如果你想要创造一种革命意识,就必须创造集体活动,这意味着创造一种全新的主体性。正是这一主体性,使我们有可能超越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构形。因此,我认为,我们并不是“物化”或过度强调《机器论片断》的重要性。我们需要认识到,《资本论》第三卷,对于解释当今金融资本主义来说,是远远不足的。相反,《机器论片断》为我们提供了能够超越既有论述的资源,也就是马克思所遇见到的主体性的创造。我们超越的路径,正是通过这一创造,即对“一般智力”这一概念的重新发明。我同意普舒同的观点,财富与价值并不是同一个东西,并想接着说,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正是对我们所共有的财富的榨取,这些共同财富被用于认知资本主义新形式的建构之中。

  (3)斯蒂格勒:回应第一和第二个问题。无产阶级的问题,无产阶级的地位,无产阶级与劳动、工作之间的关系,当然,可能是今天我们面对的最复杂问题。我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过程,从劳动到工作,我称为“去无产阶级化”,能够生产出一种新型的财富价值。说它是一种新的价值,因为这是一种不可计算的价值。这里的可计算性与不可计算性,也就是我说的与熵与负熵相关的问题,我不打算展开了。当我考虑你的问题,即如何分析劳动与大数据之间的关系,应先回到奈格里提出的问题: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我们可能要首先重新思考平台本身,生产资料,也是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已经嵌入算法之中,这也是首要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一层面上,政治问题已经变成了技术问题和科学问题。我只是想指向这一问题,我不同意加速主义的是,他们并没有涉及这一问题,而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如果你回避这一问题,你就有可能沦为新自由主义的或自由集权主义的科技观。

  第二个问题,我不打算深入讨论,而只是简单说一下。去年,我和我在南京的学生们一起重新诠释了主奴辩证法,这也是奈格里将我称为黑格尔主义者的原因。但我实际上根本不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但我宣称,马克思主义需要解读黑格尔的话语,因为在黑格尔那里,奴隶压根不是奴隶,他是一个手艺人、他是一位侍者,并且他会成为一位资产阶级。所以,不可能说奴隶是无产阶级,因为他根本不是奴隶。我这样宣称,是因为对黑格尔来说,资产阶级发展了某种知识,在他的工具实践之中,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同时,这也涉及第二个认识论的问题。你提到大数据的问题,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因为它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例如,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如果我们不提出媒介批判等问题,对于西方认识论上的转换,我们将一无所知。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现在,我只想说两件事:第一,如果我们想要打开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可能性,我们需要在康德的意义上提出新的知识批判,不只是知识,而是康德所谓的“faculties(Fakultten)”,不只是知识的faculties,还有欲望和判断的faculties。在这一点上,我就要提到怀特海,因为怀特海重新以一种新的方式打开了这一问题。最后,我自己想说,技术辐射(radiations),我称为第三持存的东西,是想象活动的条件,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所描述的。我们需要重读康吉莱姆,因为我认为康吉莱姆也在回应这一问题——当他讨论“技术生命”时。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才说我们需要重读柏拉图的《斐德罗篇》(Phaedrus),不只是在德里达的意义上,因为德里达的理解是非常特定的,也非常重要,但却是不够的。这就是“药理学(pharmacology)”的问题。对我而言,苏格拉底所宣称的与文本和书写之间的坏关系,恰恰是无产阶级化过程的问题。当然,苏格拉底并没有用这样的术语去表达,但却同样描述的是知识的丧失。在根本上,这是无产阶级化的问题。

  (4)普舒同:我再来回答一下,但又不得不通过一个小的迂回。这个必要的迂回就是死劳动的概念。人们通常觉得,马克思把死劳动看成一个不幸的用词,因为他给人的印象是,死劳动是一块压在人们头顶的巨石。我认为,这是对马克思的误解。我觉得在马克思的思想里,死劳动是过去劳动的对象化,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成为“社会一般”。在资本主义中,这一社会一般的能力是通过支配人的异化形式建构起来的。我这里使用的是支配,我同意支配与剥削是不同的东西。但我不会讲支配等同于福柯的权力概念,因为福柯的权力概念是非确定性的(Unbestimmt,Undetermined),并且因其定义上的不确定性也导致抵抗的非确定性。如果马克思的整个工程具有某种重大意义的话,那就是说明,并不是所有抵抗形式都应被视为进步的,人们必须首先理解历史的发展,才能理解哪些抵抗形式是进步的,哪些是倒退的。人们可能会说,今天席卷美国和欧洲的各种右翼民粹主义是进步的抵抗形式。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是抵抗形式,但至于评判它们的进步性,还要历史的来看。

  那么,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评判价值?我并不认为固定资本既是人也是机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一问题的表述再清晰不过,这里我同意哈维的观点,马克思将固定资本视为某种流动的范畴,表面上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遮蔽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遮蔽了真正生产价值的部分。

  在《大纲》中,马克思提到这些概念时,不是作为经济范畴来讨论的,而是作为他称为“存在主义的运动(existentialist movement)”,作为“定在的形式(Daseins form)”,作为抵抗形式的特定方式,“定在的方式(modes of Dasein)”。在这里,主体性与客体性的范畴是相等的。对于这一点,卢卡奇是理解的,阿多诺也是理解的。将《资本论》重读为单一的客观维度,并没有理解马克思工程的真正内容,即这些范畴本身即蕴含了主体性的方式与形式。对我来说,这里开启的一个可能性,便是从当下到未来的错位或间隙中去理解。社会的财富生产能力与价值生产能力之间的间隙开启得越大,未来对当下批判的可能性空间也就越大。那么,当下就不再成为必要,这将颠覆当下的必要性。从而立场也不再是社会中一个固定的位置,而是瞬时的变化形式。这是批判的基础。甚至未来得以表现的形式,都是被资本自身形式所塑造的,因此,知识形式本身也就更加被塑造或被建构。

  我认为,在此意义上,我们在昨天和今天的讨论中对信息与知识做出的区分就变得十分重要。如果从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传统中做一个简单概括,来说明信息与知识之间的区别,我认为,知识总是具有一个反思的维度。在这一反思维度中,人们不只能够理解总体,并且能够理解自身在总体中的位置,那么,总体在这个意义上就不再是一个存在于人之外的、简单的、客观既定的宇宙。相反,知识重新整合,成为一个更为完整的理解。如果将知识替换为信息,便会颠覆任何可能带来根本性转变的批判理论能力。

  (5)斯蒂格勒:谢谢普舒同!我们应该回到信息的问题。第五个问题是提给我的,我就做个简短的回答。我认为并不仅仅是技术从劳动者转移到机器,而是数据以及个体的认知与情感维度,不只是劳动者的,还包括消费者的。货币问题、工具问题,实际上都是可计算问题。这是我所有讨论的基础。当然,在场的所有人都会同意,价值并不能够还原为计算,财富也不能还原为价值,但可计算性却仍然是问题的关键。

  正因为这个原因,昨天我论述了负熵的问题。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话题,五年前由一位法国数学家提出,他给出一个非常有趣的谷歌商业模式,并将其称为“语言资本主义(Linguistic Capitalism)”。他是自动化专家,同时也是索尼全球化服务的领导者。他指出,谷歌之所以能够给我们提供如此强大和有效的服务,通过语言自动化服务,如翻译、搜索等,正是通过平均数的计算过程,也就是说,对例外的消灭。他进一步指出,这实际上是对语言自身的消灭,因为它正生产一种同质化。但这一同质化语言却与自然语言的运作系统完全相矛盾。这个问题已经在20世纪30年代写作的《无质的人》一书中得到阐释,是对我们今天问题的预见。因此,这里我想回到哈维的第一次发言,我相信,我们必须重新提出一切变为可计算的这一认知问题中存在的非理性问题。显然,我们并不能计算生活的未来,这已经在生物学中被十分明确地论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将由薛定谔提出的不只在生物学上、同时也在物理学意义上的负熵概念模型化。那么,便有可能从我称为不可计算性的保护视角去解读设计和平台,例如,德勒兹的奇点(Singularity),它指的并不是特殊性(Particularity)。奇点是不可计算的,而特殊性是可计算的。这也是马克思首次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要表达的重要内容,他批判黑格尔混淆了特殊性与奇点之间的关系。

  (6)哈维:当我20世纪70年代研究固定资本的时候,还没有这些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英文翻译,因此我当时并没有读过。但在我看到这些手稿以后,我也并不觉得我对固定资本的理解会因此有任何修改。我对固定资本的理解主要来自《资本论》三卷本,尤其是《大纲》。我要补充的是,我发现马克思在《大纲》中对固定资本的处理比在《资本论》中的处理要高级很多。我更愿意从《大纲》而不是《资本论》中得出我的想法,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至于马克思为何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回过头去讨论,却又没能完整阐释,而他又在后来的论述中没能继续前面已经开始的很多话题,等等,这一系列问题,我想有待后继的学者去发现并告诉我。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8-110页;同时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一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5-226页。

  ②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1952-):当代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理论大师德里达的得意门生。早年曾因持械抢劫银行而获刑入狱,后来在狱中自学哲学,并得到德里达的指导,自学成材。1983年,在法国著名的TEN事务所担任顾问,主要负责技术发展及城市化的问题。1984年,当选国际哲学学院研究计划负责人。1987年,策划了名为“未来的记忆”的展览,并因此成为乔治—蓬皮杜艺术中心专员。1988年,担任贡比涅技术大学研究员,负责马赛—卢米尼建筑学院的研究班课程,主讲电脑辅助设计与数字图像。1989年,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授意下设立并主持一个研究小组,主攻电脑辅助阅读装置。1990年,斯蒂格勒负责1992年塞尔维亚世界博览会法国馆说明的撰写。1993年,在雅克·德里达的指导下,参加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论文答辩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技术和时间》第二卷《迷失方向》即其博士论文)。同年,在贡比涅科技大学任客座教授,并组建名为“知识、组织与技术系统”的研究小组。2005年,先后任法国国家视听研究所副总干事,声学/音乐协调与研究学院负责人。2006年,任蓬皮杜艺术中心研究与创新学院(IRI)院长。2013年,入选法国国家数码理事会成员。主要代表作:《技术和时间》(三卷,1994-2001);《象征的贫困》(二卷,2004-2005);《怀疑和失信》(三卷,2004-2006);《构成欧洲》(二卷,2005);《新政治经济学批判》(2009);《休克状态》(2015);《自动化社会》(第一卷,2015)等。

  ⑧安东尼·奈格里(Antonio Negri,1933-):意大利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56年毕业于帕多瓦大学哲学系,获得哲学学士学位,同年加入意大利工人社会主义党。20世纪60年代曾参与组织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Autonomia Operaia)。1967年获得教授资格。1978年春季,他应阿尔都塞的邀请在巴黎高师举办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讲座,其书稿于1979年分别在法国和意大利出版,即《大纲课程: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Marx beyond Marx: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1979年,奈格里因牵涉红色旅杀害时任意大利总理阿尔多·莫罗以及策划颠覆政府而被捕。释放后流亡法国14年,在法国文森大学(巴黎八大)和国际哲学学院任教。1997年,在刑期从30年缩短到13年后,奈格里回到意大利服刑。在狱中奈格里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1994年,奈格里与哈特合作出版了《酒神:国家形式的批判》(Labor of Dionysus: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之后,二人又相继合作出版了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三部曲:《帝国》(Empire,2000);《诸众》(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2004);《大同世界》(Commonwealth,2011)。

  ⑨穆伊什·普舒同(Moishe Postone,1942-2018):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1983年获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博士学位,代表作《时间、劳动和社会支配:对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再解释》(Time,Labor,and Social Domination: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在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产生很大影响。普舒同教授曾于2012年和2017年两次访问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为师生做精彩的学术演讲,并与中心学者和学生进行深入的研讨与交流。普舒同教授从中国回去不久,因病不幸逝世。

  (11)大卫·哈维(David Harvey,1935-):当代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1935年出生于英国肯特郡,1957年获剑桥大学地理系文学学士学位,1961年以《论肯特郡1800~1900年农业和乡村的变迁》一文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1969年后移居美国,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地理学与环境工程系教授,1994-1995年曾回到英国在牛津大学任教。2001年起,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和伦敦经济学院。曾获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杰出贡献奖、瑞典人类学与地理学会Anders Retzius金质勋章、伦敦皇家地理学会Patron(赞助人)勋章、地理学Vautrin Lud国际奖、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丹麦Roskilde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纽约城市大学人类学系“杰出教授”荣誉等。哈维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提出地理一历史唯物主义,是空间理论的代表人物。其主要著作有《地理学的解释》(1969)、《资本的界限》(1982)、《后现代性的条件》(1989)、《正义、自然与地理学差异》(1996)、《希望的空间》(2000)、《新自由主义史》(2005)、《跟着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一卷2010,第二卷2013)、《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2014)、《世界之道》(2016)等。

  (16)张一兵:《技术义肢与数字延异——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的构境论解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17)许煜(Yuk Hui,1985-),先于香港大学取得计算机工程学位,后在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指导下在伦敦金匠学院完成博士论文,现在德国吕纳堡大学数码文化中心从事研究,并在该校的哲学研究所任教,也是法国西蒙东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代表作:《数字化存在对象》(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6)等。

  姓名:奈格里/哈维/普舒同/斯蒂格勒/张一兵/许煜工作单位:法国文森大学;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国国家视听研究所;南京大学;德国吕纳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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