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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艾思奇的“哲学情”

时间:2019-03-23 09:20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在延安时,为了推动干部研究马列主义哲学,他首先发起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有艾思奇、陈伯达、吴黎平、何思敬等,每礼拜活动一次。有一次活动时,毛主席把他写出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油印稿发给大家,征求大家的意见,以便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但大家都有点拘束,互相观望谁也不愿先发言。于是,毛主席开始点将了,他笑着对艾思奇说:“思奇同志,你的哲学文章写得好,从卓别林到希特勒的胡子,你竟然发现了那么多哲学道理,今天还得你开个头哟!”

  1966年3月22日中国现代着名哲学家艾思奇逝世,享年56岁。历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所着《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由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哲学教科书。】

  翻开与艾思奇近半个世纪友谊交往的档案文献史料,处处闪耀着政治豪情与哲学智慧、革命理想与现实斗争、真诚友谊与超人思想的灿烂火花,本文试采撷几则奉献给大家。

  一生博览群书,广交社会各界朋友,无论年长年小的,只要对中国革命有利,他都以诚相待。艾思奇就是一位比他小10多岁的学术挚友。艾思奇1910年出生在云南腾冲。1934年时,他在李公朴领导的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担任编辑,并负责为该社出版的《读书生活》半月刊《哲学讲话》专栏撰写文章。这些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35年10月,在周扬、周立波的介绍下,艾思奇秘密加入了中国,成为了一名矢志不渝的为奋斗终生的志士。从此他的思想进一步产生了飞跃。此后,他硕果累累,干出了两件不仅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且对国共两党领袖人物都产生了影响的大事:一是1936年1月结集出版了《大众哲学》一书,这本“把哲学还给民众”的通俗化哲学着作,不到5个月就连续出了四版,10多年中一直成为该出版社的畅销书,创下了连续出32版的奇迹。二是1936年11月,李公朴因“七君子案”被捕,《读书生活》被查封;出版社面临资金周转不灵而岌岌可危之境。值此生死关头,艾思奇挺身而出,一面拿出了《大众哲学》的全部千元稿费,又找朋友筹措到4000元资金,才使这个进步的文化堡垒转危为安。于是,他被大家公推为社长。担任社长后,他首先计划要逐步在中国出齐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全部着作。这时,郭大力、王亚南已开始着手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他们曾在上海、北平、广州与各大书店多方联系,但迫于政治压力与经济顾虑均遭到拒绝。后经人介绍,他们找到了艾思奇。艾思奇听他们说完原委,就立即表示:

  由于《资本论》是艰深的学术着作,显然不可能产生经济效益,而且还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于是,他从出版社的周转资金中抽出2000元专款在银行另立账户,每月支付给郭大力、王亚南二人80元的预付稿酬,有了这样牢实的经济保障,解决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后,郭大力、王亚南二人便埋头辛勤劳作,1938年终于使《资本论》的中译本在中国问世。

  《大众哲学》和《资本论》中文译本的问世,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大众哲学》一书由于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发行量巨大,不仅启迪了广大青年的思想,同时极大地鼓舞着广大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就连着名学者闻一多、朱自清都认真阅读过并深受其影响,这与他们后来成为拍案而起的民主斗士不无关系。而《大众哲学》在国共两党领袖人物身上却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蒋介石说《大众哲学》害死人!因《大众哲学》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为此他曾大骂陈立夫说:能写出《大众哲学》,你们身为要员怎么就写不出来?而不仅多次认真阅读过《大众哲学》和《资本论》,还给他在苏联留学的儿子毛岸英寄去一本《大众哲学》,要他认真阅读这本书,好好领会该书的精髓。还专门去信给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要他在西安多买一些《大众哲学》带回延安;供提高干部思想水平之用。可以说,在还没有认识艾思奇之前,在哲学思想上,他与艾思奇就已经开始有了“神交”。

  1937年10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艾思奇、周扬等一批文化界人士离开了上海奔赴延安。到达延安后,延安土墙上贴着一幅幅欢迎的标语;其中有这样一幅:欢迎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到延安来!这顿使他感到一股巨大的暖流在心底奔涌。在交际处刚吃完饭,工作人员又进窑洞来通报:毛主席来看望大家了!艾思奇和大家一样,都为党的领袖能礼贤下士而激动不已。当神采奕奕满面笑容地出现在窑洞时,窑洞里立即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轻轻鼓掌还礼,然后伸出两臂招呼大家坐下。等大家坐好后,他就亲自给每个人斟茶、递烟,还给抽烟的同志划火柴点火,看到大家有些拘谨,就微笑着首先开了腔:

  这句风趣的话,一下子就把大家逗笑了。拘谨顿然消失,气氛骤然活跃了,一个个相继自报家门。当艾思奇报了自己的名字后,亲切地注视着他说:

  在座的人一听都乐开了。会见在热烈愉快的气氛中结束后,走了,但他的话却温暖着每个人的心,窑洞里仿佛还留着他高大的身影。

  招待会后不几天,艾思奇接到通知,让他去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兼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席。“抗大”是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名校,艾思奇深知党对自己的信任。他结合中国抗战实际,通过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这样一个具体的特定的历史环境来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备课,他讲的课深入浅出,娓娓动听。所以,受到学员的普遍欢迎。他曾给1000多名抗大学员上露天大课,还有许多慕名而来的旁听者。曾经旁听过他讲课的吴伯萧评价说:

  一天课后,艾思奇正在办公室备课,为他服务的通讯员跑来告诉他:中央办公厅派人送来了给他的一封信,要他亲自去取。艾思奇急忙去取信,一看那封信上刚健有力、龙腾凤舞的“艾思奇同志亲收”的字迹,就知道是毛主席给他来的信。拆开一看,其信曰——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着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艾思奇把这封信读了再读,感到无限亲切。看来毛主席可能是读了他所写的所有哲学着作了,而并不限于《大众哲学》和《哲学与生活》,这从他写的“你的着作中更深刻的书”句中的一个“中”和“更”就说明了这一切。他读得是那么认真仔细,“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而且要当面告诉”,但不知是哪个地方使毛主席有疑点呀?于是,他又翻开了写有“艾思奇哲学与生活摘要”的毛主席摘抄的手书来看,他一页一页地仔细看下去,翻到第14页末尾,看到毛主席写了这样一段话:

  【“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该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摇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为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大师傅煮饭,把柴米油盐酱醋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店员与作家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半工半读,可以把工读统一起来。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

  最后在括号里写的几个字笔划较细,显然是用小楷笔写的。艾思奇读完这份亲笔抄写的《哲学与生活》摘要后,仿佛如沐春风,如饮甘霖,整个身心感到鲜亮活泼,充满蓬勃生机,感到全部身心都从未有过这么舒畅、这么激动。他反复思索着毛主席加的:在一定条件下“差别会转化为矛盾”;而差别和矛盾又会在“一定条件下”暂时统一起来这一看法。“在一定条件下”该怎么理解?它是主体还是客体?……这一连串的问题在他脑海中盘旋着,渐渐地他理清了思路,思考越来越具体、深入、明确了!才感到“在一定条件下”加得真好,真是字字千钧,它使唯物主义辩证法建立在更坚实的客观事物的基础上,使辩证法的方法论更富有活力和批判精神了!只须想想:国共两党为什么可以合作共同抗日?不就是因为日本要灭亡中国,民族危机既威胁着中国工农大众、也威胁着中国资产阶级的生死存亡吗?不正是在这样的“一定条件下”国共两党才会合作、才可能使两党历来的矛盾在共同抗日这一民族大义的前提下统一起来吗?又如:我们是大国,却又是弱国;日本是小国,却又是东方强国。中国要由弱变强直到胜利,日本要由强变弱直至失败,不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是不会实现的。明确了这“一定的条件”,我们就明确了具体的目标,就会使我们振奋精神去创造“这一定的条件”。从哲学意义上说,这就是要研究外部因素——即“一定的条件”是怎样影响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帮助我们去认识事物的本质,掌握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提高自己的预见力,以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战略和策略去夺取胜利呀!艾思奇越想越深,越想越开阔,不由茅塞顿开,心明眼亮,同时,也不由深深佩服毛主席的高瞻远瞩、明察秋毫的不凡的思维能力。他在自己的哲学思维中徜徉了大半天后,想到应把毛主席的信和手书珍藏好,不由又看了一遍信,当他看到“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这最后两句话,才着急起来。起初没有细琢磨,现在才感到事态重大:毛主席日理万机,日日夜夜为国事操劳,时间对他是何等的珍贵,自己怎么能劳驾毛主席来看一个小小的艾思奇呀!此事宜早不宜迟,以免毛主席来访也!于是,艾思奇立即在当天晚饭后主动去拜访了毛主席,两人就《哲学与生活》和其他哲学问题进行了热烈的长谈。从此,就一直把艾思奇视为可以交谈哲学、深入交换对各种问题看法的密友。

  艾思奇读完这封信后,就立即联想起他到延安后曾把他从上海带来的几本鲁迅着作送到手里时的情景:毛主席捧着它们就像捧着初生婴儿般那么小心和高兴,他轻轻揭开书页,一本本翻着,双眼闪耀着喜悦的光辉,并说:

  毛主席对鲁迅的尊重和评价,远远超越了一般人的认识,使艾思奇十分感动。鲁迅先生历来是艾思奇最为敬重的思想先驱。先生在上海逝世后,他曾和高士其一起去上海万国殡仪馆瞻仰先生的遗容并失声痛哭、沉痛悼念。从毛主席对鲁迅先生的极为尊敬和高度评价中,他感到了如同寻觅到“知音”似的欣喜。而如今毛主席又来信邀他“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期一星期五以外之晚上”,这就等于明确告之何时适宜去的时间表了!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艾思奇不由犹豫再三了!若去吧,可如果正碰上他在工作,那岂不是延误了他日理万机的宝贵时间?如果碰上他正休息,那岂不打扰他?若是不去,这岂不是失去了直接向毛主席请教的难得机会,能聆听到他超过一般人见识的精辟见解,这是何等的珍贵呵!再说,若是不去岂不是连普通的人际交往的礼貌也没有了吗?于是,在一个夜晚,他便再次去拜访毛主席,想不到两人一谈起哲学及各种问题来,便谈兴大发,竟长谈通宵而忘记了时间。当艾思奇告别走出凤凰山吴家院毛主席的窑洞时,已是天色破晓了!

  这次通宵长谈,使艾思奇佩服的是:毛主席读过的哲学着作竟是那么多,从马、恩、列、斯,到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穆勒、哥德;从中国古代哲学着作到当代国内外哲学家的着作,他都涉猎了!且哲学思想的恢宏,剖析问题的尖锐、深刻,更是令人折服。当他们谈到孔、孟哲学的“中庸”主张是否含有折衷主义时,毛主席说:

  艾思奇对毛主席读书读得那么认真、那么细心,连自己对“实事求是”这一成语的新解释竟也引起了他的注意,真是出乎意外!不由为之万分感动和敬佩,并进而认定:作为领袖人物,恐怕很难找出像这样熟谙哲学并这么关心哲学在中国的发展的人了。

  他们的“谈哲学”,越谈越热火。毛主席抽着烟,在窑洞里慢慢踱步,他数着指头继续对“实事求是”进一步深入发挥他的见解:

  这一针见血之言,如电光石火一般顿然使艾思奇联想起过去的一件事来:那是在陕北公学的一次纪念会上,毛主席从屋里出来,见到一位老朋友,便和他搭话。这时,一位也是搞哲学的教授向毛主席走来,远远地喊:

  艾思奇挨得很近也听到了,便兴致勃勃地注意着毛主席怎样回答这个问题。谁料毛主席却好像没听见似的,只是招呼他们说:

  当时艾思奇很纳闷,百思不得其解。而这时候才恍然大悟:他是在鼓励我们运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希望我们把精力和时间用在和当前的对日斗争不那么急迫需要的问题上,更反对用在钻牛角尖上,这才采取了这么一种方式,即不回答的回答(若直接回答,指出教授提出的这种钻牛角尖的学究气的毛病,会伤害他的自尊心、虚荣心,使其尴尬,下不了台)。而这是多么高明、多么得体的“回答”;真是用心良苦呀!接着,毛主席认为:全国大批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对这些青年进行人生观的教育很有必要。便征询地说:

  他说得那么亲切、那么真情。他不是向你发指示、下命令,却像和老朋友商量事情。艾思奇被深深感动了!便一口答应下来并向他提出:

  毛主席听后笑了,他的笑犹如初升的朝阳那样,使人感到温暖、使人感到心旷神悦。他笑声朗朗地回答说:

  后来,艾思奇忽然想起毛主席在来信中说到“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的话,便把话题引到这方面来,向毛主席请教。毛主席谈兴大发:他从“统一”中就包含着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谈起,慢慢地从哲学理论引申到抗日战争中的诸多实际问题来:从汪精卫、周佛海的“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亡国论”的无耻,讲到蒋介石的想依靠英、美的援助,“我们再打一年半载,国际援助就可以不求而至。我们抗战的最后胜利,就在一年半年以后的那个时期”的“速胜论”的荒谬,又详细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实际情况,指出矛盾的双方的弱与强在一定条件下必然会发生转化。所以,中国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滔滔宏论,使艾思奇心里不由涌起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如果没有全局在胸的高瞻远瞩、没有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透彻了解,又怎能对当前的局势和未来能有如此科学的预见?不由从心底产生由衷的赞叹:毛主席真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大师,这真是中国抗日战争之幸!是中华民族之幸!毛主席与他交谈的这些内容,后来也就成了毛主席日后发表的《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

  在延安时,为了推动干部研究马列主义哲学,他首先发起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有艾思奇、陈伯达、吴黎平、何思敬等,每礼拜活动一次。有一次活动时,毛主席把他写出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油印稿发给大家,征求大家的意见,以便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但大家都有点拘束,互相观望谁也不愿先发言。于是,毛主席开始点将了,他笑着对艾思奇说:

  风趣的话语一下子就把大家逗乐了。艾思奇也就无拘无束带头发言,侃侃而谈。毛主席很注意地听了他的发言,接着大家都敞开胸怀,畅所欲言了。对大家的发言,毛主席不但认真听,还一一摘要记了下来。散会前,毛主席对大家说:

  艾思奇和吴黎平在延安有点稿费收入,算是富翁了。同志们经常要他们请客,他们俩有时也共同请。有一次,王若飞笑着对他俩说:

  王若飞约了吴玉章后又去约毛主席,毛主席一听是用稿费请客,便高高兴兴地赴约来了,和大家坐在一起,有说有笑,毫无拘束,领袖和同志间非常融洽,像一家人似的,气氛愉快极了。

  1942年一二月份,在延安对全党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在全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艾思奇接到通知,要他去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参加一个会议。他去到那里后又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对他说:

  艾思奇为那真诚的求贤若渴的神情所感动。他知道也是在鼓励自己,可惜自己在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

  根据的倡议,经过大家的热烈讨论,最后决定这个任务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来承担,由艾思奇负责总编。向艾思奇伸出两个手指头:

  艾思奇感到多么迫切地渴望及早见到这本书,他也知道这任务是何等的繁重,便坚决地回答:

  接受任务回来后,艾思奇他们便开始废寝忘食地刻苦工作,有时候甚至通宵达旦。艾思奇精通德、英、日语,工作量更大,但通过大家一个多月的刻苦努力,他们终于在马、恩、列、斯浩如烟海的中外文译着中,把有关思想方法的论述全部摘选出来,认真对照各种版本,把《马恩列斯方法论》编译好了。毛主席看到后,非常满意和高兴,而通过编译这本书,使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变得更加成熟了。

  在延安工作的10多年,与艾思奇结下了深深的“哲学情”,而通过长期的来往和接触,毛主席对艾思奇可谓了解深刻。他对艾思奇的评价是:

  这是与刘白羽在一次闲谈中,话题不知怎么就谈到艾思奇后,所说的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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